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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鲁迅 学从政之道
发布日期:2014-09-04 18:29:43  浏览:  字体:   作者:  来源:本文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:王继冉  打印正文

毛泽东认为,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对此,读过鲁迅作品并稍作思考的人是没有异议的。但若说起鲁迅与政治的关系,恐怕就有一些纷争。

由于某些文章宣传失当,一部分人以为鲁迅是一个情绪亢奋、剑拔弩张的斗士;又因为传统观念形成的思维定势,文人大都恃才傲物,跳不出自己虚拟的理想境界,一涉政治,便被政治势力所吞噬,如屈原、李白、苏东坡等人。总之,不少人认为鲁迅只知道揭露阴暗、抨击时政,专门与当局较劲、顶牛,根本不懂政治,倒是常常被政治所利用。认真阅读鲁迅作品并了解鲁迅生平的人,是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。

鲁迅做过官,并且做得还不错

1911年11月,绍兴光复后,王金发当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。他是鲁迅在同盟会时的旧友,主政后便聘请鲁迅担任山会师范学堂的监督——相当于今天的中学校长。鲁迅上任后,整顿校务,提倡新学,勤奋敬业,成绩斐然。但好景不长,因王金发逐渐堕落,鲁迅治校才干难展,便辞去学堂监督之职,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去南京教育部任职,后又随教育部迁入北京。到北京后,鲁迅积极支持蔡元培的各种进步主张。如蔡元培竭力提倡在学校开展美感教育,以美育代宗教,当时的教育部官僚多懵懂不解,但是,鲁迅却敏锐地感知这是顺应世界教育大势的创新之举,因而积极实行,全力助推,为现代教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。

后来,章士钊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,鲁迅仍在教育部任佥事。章是旧派人物,鲁迅是新派人物,上下级之间难免有些不和谐。他们不仅有笔墨之争,而且有实际斗争。章士钊曾利用行政手段撤了鲁迅的科长职务。鲁迅不服,与之智斗,打起了官司,最后赢了官司,恢复了职务。由此看来,鲁迅是有政治斗争艺术的,非一般书生所能比。

鲁迅对政治人物有独到深刻见解

我们知道,千百年来,曹操一直是贴着反面人物标签登场的。是谁首先为曹操平反的呢?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得清楚。但1927年鲁迅在著名的演讲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就说:“其实,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,至少是一个英雄。我虽不是曹操一党,但无论如何,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”在这里,鲁迅表达的不是对大文学家曹操的佩服,也不是对大军事家曹操的佩服,而是对在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的佩服。这种佩服,主要来自对曹操推进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对曹操施政手段的认同。

对曹操施政手段的认同,可以举两个小例子——

董卓以后,曹操专权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打击异己,残害忠良;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;士人钳口,朝野震怒,这是传统的结论,《三国演义》更是铺张得妇孺皆知。但鲁迅却说:“在他的统治下,第一个特点便是尚刑名。他的立法是很严的,因为当大乱以后,大家都想做皇帝,大家都想叛乱,故曹操不能不如此。”鲁迅并不附和咒骂“逆贼”,他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理解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的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曹操诛杀孔融。曹操一开口,孔融就“抬杠”。曹操要禁酒,说酒可以亡国,非禁不可。孔融反对说,也有以女人亡国的,何以不禁婚姻?

“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,我们看他的‘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’的诗句,就可以知道。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他的议论矛盾呢?此无他,因曹操是个办事人,所以不得不这样做;孔融是旁观的人,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。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,后来借故把他杀了。”由此可以看出,鲁迅对“办事人”——政治家曹操的理解是多么深刻,同时也流露出对孔融迂腐的丝丝苦笑。

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,鲁迅的见解也是远远高于当时的很多大学者、革命家的。孙中山逝世后,说风凉话的人着实不少,像梁启超那样的大学者、革命家也说孙中山“为目的而不择手段”、“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”。

尽管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多次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痛切剖析,但这时他站出来说话了,“他是一个全体,永远的革命者。无论所做的哪一件,全都是革命。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,冷落他,他终于全都是革命”,“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,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”。他对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对比那些对孙中山吹毛求疵的所谓评论,鲁迅的结论是何等客观、大气!

鲁迅先生对孙中山革命的得失还曾有过极其精当的点评。翻《两地书》,有这么一段话:“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,孙中山奔波一生,而中国还是如此着,最大原因在他没有党军,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。近几年他们似乎也觉悟了,开起军官学校来(指黄埔军校——笔者注),惜已太晚。”真是一语中的!鲁迅是认识到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这个真理的。这话是1925年说的,比1927年党的“八七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重要论断早了两年时间!

行文至此,不禁发出一点感叹。陈独秀和鲁迅曾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的铁杆战友,陈多次表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五四”高潮过后,各人自寻前程。不知此时陈独秀还和鲁迅常联系否。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如果听从了鲁迅的政治规劝,早早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,抛弃“一切依靠统一战线”的天真幻想,那么,中国革命早期的历史是会重写的;至少,陈独秀不至于戴上“右倾投降主义”的帽子。

鲁迅对革命政治活动的指导和教诲意义深远

20世纪30年代,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,与其说是文艺团体,毋宁说是政治团体。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,就是这个团体的纲领性文献。为了克服革命青年中存在着的各种幼稚病,鲁迅谆谆教导:“革命是痛苦,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,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,那般完美;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,需要各种卑贱的、麻烦的工作,绝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;革命当然有破坏,然而更需要建设,破坏是痛快的,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。”试问:那时的职业革命家、政治家能有几人对革命理解到这种程度?同时,鲁迅在大会上还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,号召团结大方向相同的各色各样的人,形成抗击黑暗的巨大力量,这是何等的政治眼光!

至于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名篇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》,曾被毛泽东推荐给全党学习,成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理论武装。

鲁迅先生早年弃医从文,我们不能假设先生如果终生从医会成为医学泰斗;先生未曾专职从事政治,我们同样不便假设先生如果一心从政会成为一代政治大家。本文想说的是,鲁迅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文人的人,他摆脱了传统文人的偏执、激进和迂腐,多了可贵的前瞻、理性和通达。习文的人从鲁迅著作中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,从政的人何尝不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?